撰写《台湾文学史》，在台湾被称为“一项何等迷人却又何等危险的任务”（杨宗翰《文学史的未来／未来的文学史？》，台北，《文讯》2001年1月号）。这里讲的“迷人”，是因为在某些人高喊“台湾文学国家化”的台湾，文学研究远远跟不上“本土化”的趋势，至今还未出现过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台湾文学史》。要是有谁写出来了，就可落得一顶“开创者、奠基者”的桂冠。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在《台湾文学史》编写中，充满了“统、独之争”。从前不久《联合报》与“文建会”合办的“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上所选出的30部台湾文学经典因多非本土作家的作品，而引起的激烈的论战，乃至连民进党党部都发表声明，便可看出这门学科“非常政治化”的危险性一面。但岛内有人眼看祖国内地学者撰写了一部部厚厚的《台湾文学史》及其分类史，便大喊“狼来了”。为了抗拒这样的论述，这种人下决心自己写一本所谓“雄性”的“台湾文学史”，这样便有了以“台湾意识”重新建构的《台湾新文学史》。
这部“新文学史”其实未写完，只在文学期刊上连载过一部分。作者为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芳明。他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联合文学1999年第8期》）中，亮出“后殖民史观”的旗帜，认为台湾属“殖民地社会”，其第一时期为1895—1945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时期；第二时期为1945—1987年，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到国民党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属“再殖民时期”。这一时期和前一阶段一样，“中国社会与台湾社会再度产生了严重分离”。第三时期为“后殖民时期”，即1987年7月“解严”之后。其中民进党于1986年建立，这是“台湾脱离中国”的“复权”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理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李登辉讲的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的“文学版”。陈芳明把中国与日本侵略者同等对待，离开文学大讲“复权”、“复国”，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以陈映真为代表的统派作家的反击。
陈映真的文章题为《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发表在2000年7月号《联合文学》上。面对陈映真对《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一文的严正批判，陈芳明在同年8月号的《联合文学》上发表反批评文章。陈映真则在《联合文学》同年9月号上发表《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继续批驳陈芳明的分离主义谬论。
台湾文坛之所以将这场论争称为“‘双陈’大战”（杨宗翰语），是因为这两位是台湾知名度极高的作家、评论家，且他们均有不同的党派背景。陈芳明曾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映真曾任“中国统一联盟”创会主席和劳工党核心成员。一个是独派“理论家”，一位是统派的思想家。二人的文章均长达万言以上，其中陈映真的两次反驳文章为三万四千字和二万八千字。两人的论争发表在台湾最大型的文学刊物上，具有短兵相接的特点。这是进入新千年后最具规模、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坛上的统、独两派之争。
和70年代后期发生的乡土文学大战一样，这是一场以文学为名的意识形态前哨战。“双陈”争论的主要不是台湾文学史应如何编写、如何分期这一类的纯学术的问题，而是争论台湾到底属何种社会性质、台湾应朝统一方向还是走“台独”路线这类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1945年中国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收复日本军国主义侵占的国土台湾，陈芳明将其看作是台湾人民再次没有当家作主，被外来的政权“再殖民”一次。陈映真指出：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台独派逻辑”得出的荒唐结论。台湾从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只有陈芳明这类“台独”思想根深蒂固的人才会认为是“灾难”。另外，陈芳明把分裂祖国的罪魁祸首李登辉美化为“使台湾从中国帝国主义下解放，结束了‘再殖民’社会阶段”的“救星”，这既是对台湾民意的践踏，也是对台湾历史的篡改。陈映真的反驳文章写得很有气势，很有说服力。
“双陈”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台湾文学用何种语言写就？陈芳明认为：台湾文学从开始就不仅用中国白话文写，还同时用日文和“台湾话”从事创作。是“三文”并重，而非中国白话文一花独放。陈映真反驳说：这是陈芳明蓄意制造的谎言。台湾陷日后，“台民拒绝接受公立学校的日语教育，以汉语文‘书塾’形式继续汉语文教育。截至1898年，台湾有书塾一千七百余所，收学生近三万人”。那时，作家全都用中文创作。1920年初，受祖国内地“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台湾也爆发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斗争，白话文由此流行开来，台湾新文学都“以汉语白话，或文白参半的汉语‘书写’的”，“直到1937年，日本统治者强权全面禁止使用汉语白话之前，日据时代文学作家和台湾社会启蒙运动基本上坚持了用汉语白话的书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被迫放弃汉语写作的作家如杨逵，“也以日语形象地表达了他那浩气长存的抵抗”。至于“台湾话”，无非是指闽南话和客家话。这两种汉语方言。是开发台湾的大陆先民带过来的，并非像陈芳明说的是和汉语、日语一样“独立的民族语言”。以闽南话而论，是明末郑成功在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时，从福建率领大队人马渡海来台而带到台湾的。客家话则是康熙中叶到乾嘉之际，内地的客家人第四次向台湾迁移而带到台湾的。陈芳明之所以要把“台湾话”从中国汉语中单独抽出来，无非是想证明子虚乌有的“台湾民族”有“独立的民族语言”，从而达到分离两岸同胞情感的目的。事实上，现在有不少提倡“台湾写作”的“独派”作家，写的诗文不仅大陆同胞看不懂，就连台湾同胞也很难看懂。因所谓的“台湾话”大都有音无字。作家生造出来的字，也许只有自己才能解密。
“双陈”争论的第三个焦点是：台湾文学真的从中国文学“分离”出去过吗？陈芳明说：1945年后既然不是台湾人管理自己，而是“外来”的中国人在实行“再殖民统治”———尤其是50年代后两岸长期隔绝，“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分离”也就成了既成的事实。
陈映真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种“分离说”不符合历史的原貌。相反，由于日本的投降，台湾文学从此与祖国文学有了更频繁的交往，并由此名正言顺地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1946年，杰出的在台湾思想家宋斐如就提出要洗去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殖民色彩，“教育台胞成为中国人”，其他思想家也认为“复归”就是“复归中国”，“做主体的中国人”。至于1947—1949年在台湾《新生报》副刊上展开的“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讨论，省内外作家都强调台湾文学工作者有必要把“清算日据时代的生活，认识祖国现状”当成头等任务。正如濑南人（林曙光）在论争的文章中所说：“台湾文学”的目标，是要将台湾文学建构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在创作各种的文体作品时，诚然可以使用台湾地方语言，但不能由此将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并列。因它不是国家文学而是中国一个地区的文学。至于到了50年代乃至70年代后期，现已沦为“独派”的叶石涛等当年均不止一次地说过：“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作家则是“台湾的中国作家”之类的话。即使陈芳明自己，亦曾是“龙族”诗社的骨干，他是在乡土文学论战前后才向中国“诀别”的。陈映真还批驳了陈芳明为日据时代“皇民文学”复辟所作的种种宣传。陈芳明由此气急败坏，指责陈映真对他的批判是“在宣泄他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用马克思主义“做为面具，来巧饰他中国民族主义的统派意识形态”。这正说明陈芳明所持的是不折不扣的“独派”立场，把自己摆到了与陈映真所高扬的“圣洁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上。
陈芳明写作《台湾新文学史》，主要不是从学科建设出发，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或者说把他的文学史研究纳入“台独”主张———否定中华民族、否定中华文化，苦心炮制台湾文化体系，企图从文化上尤其是文学上先“独立”的重要一环。他眼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在最近十余年来已出版了数册有关台湾文学史”的专著，而台湾只有一部叶石涛的既不完整又远未贯彻他“台独”主张的《台湾文学史纲》，便按捺不住，也想亲自写一本与“中国学者”完全不同的《台湾文学史》。他这一工作虽然还未做完，但其“台独”面貌已暴露无遗，因而受到陈映真的批判和抵制，是很自然的事。只是目前因民进党上台，以致台湾文学研究中的“台独”思潮仍在不断地滋长和蔓延，如“独派”理论家较集中的台中静宣大学中文系，最近就有一位副教授在《展望新世纪的台湾文学研究》（《文讯》2001年1月号）中，认为“从中国视角所看到台湾文学，与其说是研究台湾文学，倒不如说是中国帝国之眼凝视下变形扭曲的‘他者’形象”；并强调新世纪的台湾文学研究要“彻底清理中国殖民化的影响”。由此可看出台湾的台湾文学研究中，陈芳明的“独派”理论影响力决不可低估。这从去年8月间台湾“教育部”通令19所“国立大学”鼓励筹建“台湾文学系”或“台湾文学研究所”便可看出形势的严峻性。本来，大兴台湾文学研究之风是好事，但某些人眼中的“台湾文学系”或研究所，其“台湾文学”与内地学者使用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即它不是一般的地域意义上的名词，而是隐含有脱离中国的文学母体的特殊政治用意。正如台湾文学史料专家应凤凰在《“台湾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文讯》2001年1月号）所说：这两年的台湾文学研讨，无论是由公家资助的“国际型”研讨会，或针对个别作家的“小型”研讨会，都“各有其特殊目的，然而似乎都高挂台湾文学之名而‘志不在学术’。”以1995年由“独派”团体“台湾笔会”领头发起的在台湾各高校建立“台湾文学系”的倡议为例，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企图把台湾各高校的“中国文学系”并入“外国文学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和警惕。
